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Unit 2课文翻译

尼克莱·彼得罗维奇·安尼金一点都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吓人。
不，他不可能是我父亲特地送我来见的那位前苏联教练。

可他的确是尼克莱·彼得罗维奇·安尼金本人。
他请我进门，在沙发上坐下，又拍了拍身边的垫子，让我坐在他旁边。
在他面前，我真的很紧张。

“你还年轻，”他的英语带着俄语口音：
“如果你愿意试着向奥林匹克运动会进军，我想你能行。
长野奥运会来不及参加了，但你可以准备参加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

“完全可以，不是吗？”看到我脸上惊愕的表情，他又说道。
我那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业余滑雪运动员，但在国内决不是顶尖选手。
“当然，你需要进行很多艰苦的训练，你会哭鼻子，但你一定会进步的。”

的确，后来我经历了无数痛苦的训练，还为此流了不少眼泪。但在后来的五年里，我总能从尼克莱讲的有趣故事和他的幽默感中得到鼓励。

他开始总是说：“我的朋友们常去看电影，去跳舞，去和女孩子约会，”然后他会压低嗓门接着说：“我就在运动场上训练、训练、再训练。
第二年，我的15公里滑雪比赛成绩缩短了1.5分钟。”

“朋友们问我：‘尼克莱，你怎么做到的呢？’我回答：‘你们去看电影、跳舞、和女孩子约会，而我一直在训练、训练、再训练。’”

故事通常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有一次──后来我们知道那天是他结婚25周年纪念日──他穿着一件旧的毛衣，很自豪地站着，微笑着轻声说道：“告诉你们，我可是在26岁那年才第一次亲吻女孩子。她后来就和我结了婚。”

不管他是不是懂得浪漫，尼克莱知道什么是爱。
他以一贯的幽默、默默的感恩、敏锐的感觉和真诚的态度为爱设立了奥林匹克般的标准。即使在我结束了滑雪生涯之后，我仍一直努力去达到那个标准。

但他又从不娇惯我。
二月里的一天，我头很疼，感到十分疲倦。
我在一片空地上遇见了他，在寒风中的雪地里滑了大概十五分钟后，我赶上了他，有点小题大做地说：“嘿，尼克莱，我感觉我要死了。”

“如果活到一百岁，人人都会死的，”他对我的痛苦无动于衷，态度坚决地接着说：“但你现在必须滑、滑、再滑。”

在滑雪板上，我照他说的去做。
但在其他事情上我会反抗他。
在一次经费并不宽裕的滑雪露营活动中，他让我们十个人挤在一个单身汉住的芬兰式屋子里。
第一天我们醒来时发现尼克莱正在做早餐。然后我们坐在临时拼凑起来的椅子上，围着张小小的牌桌，用勺子很快地吃完早饭。
吃完后，尼克莱把摞起来的油腻腻的碗向我和我唯一的另一个女队友前一推，武断地说：“女孩子们，现在去洗碗吧！”

我把餐巾往地上一扔，向他骂道：“让该死的男孩子们去洗吧！这不公平！”他没再让我去洗碗，也没对我的大发脾气显得太在意。
他只在滑雪时才显露出强烈的情感。

训练的时候，他会岁着我们迈步的节奏大声发出指令：“对，就这样，一二三，一二三。”
我祖父的一个好朋友──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看了尼克莱带我训练的录像带后问道：“他也教舞蹈吗？”

在训练时，我一刻不停地纠正着尼克莱指出的错误。每完成一个动作，我都会问他自己是否有了进步。

“是的，还行。但如果膝盖能屈得更快些就更好了。”

“可我滑得够快了吗？”我坚持问他。

最后他会皱起眉头说：“你得无数次地重复，动作才能达到完美。”他提醒我“必须有耐心”，言语之间流露出“我已经告诉过你无数次了”的意思。

尼克莱的耐心和我的勤奋使我赢得了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并开始为奥运会季前赛做准备。但后来我没能被选拔去参加2002年奥运会。

去年夏天，我回去拜访尼克莱。
他给我沏了茶......还自己洗了碗！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
怀念起前一年的奥林匹克队，我一时沉默，回想起自己曾经获得的一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和这个穿着颇具热带风情衬衫、个子不高的男人之间形成了并不张扬但又牢不可摧的纽带。

尼克莱教会我即使需要无数次的努力，也要凭借勇气、热情和严格的纪律来坚持下去。
他还教会我为了能在这世界上生活一辈子而预先心存感激，并每天提醒自己：即便面临许多挑战，“现在心里有的必须是爱、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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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运动会依然是一个为竞争而竞争的最纯粹的例子。
运动员们在事业和身体上作出牺牲，他们冒着受伤、受挫和彻底失败的危险，仅仅为了国家和自身的荣誉而竞争。
为了获得这样的荣誉，运动员必须发挥在自己的项目上的最佳水平，在世界最大的竞技舞台上发挥模范作用。
虽然必须承认，有的运动员利用兴奋剂来提升自己的表现，从而取得优势，但他们从未获得过奥运会所能给予的唯一真正的奖赏，那就是荣誉。
而且他们也从未体验过通过刻苦训练与决心这些美德而获胜所带来的光荣感。

迄今为止，卡尔·刘易斯是奥运会田径项目最伟大的选手，也是奥运精神的典范。
这不仅是因为他屡屡获得金牌──刘易斯在四个项目的比赛中获得过九枚金牌，在100米短跑和跳远比赛中保持世界记录──而且是因为他天性中所富有的竞争力和从1984年到1996年间在每一届奥运会上所表现出的竞争和获胜的能力。
如果不是美国拒绝出席1980年奥运会，他也会参加那一年的奥运竞赛。
凭着速度、稳定的发挥、诚实，尤其是获胜的渴望，刘易斯的表现非秒表所能计量，甚至使时间也停滞不前。
他要求自己发挥出最佳水平，而且他取得最好成绩靠的不是服用药物，而是无与伦比的自制力和训练时的完全投入。

令人惊讶的是，卡尔·刘易斯的父母在他年幼时鼓励他去上音乐课，而不是去参加田径训练。
但是他不愿去，而是把一条胶带粘在地上，以此标出跳远世界记录的距离，然后以非凡的决心开始向着目标练习跳远。
他的父亲评价道：“有些孩子今天想着以后当消防员，明天又梦想成为电影明星。
卡尔决心练习田径，后来始终没有改变。
他说他想成为最好的，就这些。”
他多年的训练和从容的自信为他以后卓越的田径生涯打好了基础。

然而在1985年，卡尔·刘易斯的运动生涯蒙上了一片阴影：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在100米短跑中频频击败刘易斯。
虽然1988年刘易斯参加汉城（现称首尔）奥运会时满怀信心，但就算对径赛知之甚少的旁观者们也都认为约翰逊会获胜。
全世界都急切地观望着，等待着，想知道谁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当选手们在最后一轮比赛中站在起跑线上时，所有照相机的镜头都对准了刘易斯和约翰逊。
发令枪“啪”地一声响过之后，运动员从起跑线上冲了出去。
人们习惯于看到刘易斯在赛程的前一半落在后面──他就是这种与众不同的风格──最后来个大跨步的奋力冲刺。
因此，当他们看到约翰逊凭着起跑时的爆发力领先时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刘易斯最后的冲刺是否能够击败对手。
当他们逼近终点线的时候，刘易斯奋力加速，但是，可惜的是，刘易斯9.92秒的个人最好成绩不敌约翰逊9.79秒的世界记录。
约翰逊被称为“历史上跑得最快的人”，而刘易斯看来在以后的比赛中只能争夺第二名了。
但两天以后，约翰逊因赛后的药检结果显示其服用了类固醇而被取消了金牌，并被国际奥委会遣送回国。
金牌被转而授予刘易斯，可很多人并不认为他获得了真正的胜利，而他也被席卷进对田径赛的一片指责声中。
更糟糕的是，刘易斯以前的一个对手指控他也服用了类固醇。
刘易斯对此坚决予以否认，并在法官面前证明杂志刊登这样的消息是毫无根据的行为，以此作为反击。
他一次次地参加药检以证明自身的清白。
刘易斯反对在比赛中服用类固醇。除了在谣言中，他从未和使用药物的丑闻联系在一起过。

凭着对运动的持续奉献和对竞技的热爱，刘易斯消除了人们对径赛项目的一些疑虑，阻止了汉城奥运会后民众对奥运会支持下降的颓势。
他以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对短跑与跳远的诚实参与向世界证明，奥林匹克精神并未消亡。
1992年，刘易斯第三次参加奥运会，并在跳远和4×100米接力赛中获得两枚金牌。他在公众中所受到的欢迎不亚于一位国王受到的礼遇。

令人惊叹的卡尔·刘易斯已经证明自己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位运动员。这并不是因为他能获胜，而是因为他能诚实地获胜，他热爱竞争，他能在最长的时间里做出最大的努力。
他对体育竞技的热爱真正为奥林匹克的卓越设立了新的标准。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Unit 3课文翻译

我和盖尔计划举行一个不事张扬的婚礼。
在两年的相处中，我们的关系经历了起伏，这是一对情侣在学着相互了解、理解和尊重时常常出现的。
但在这整整两年间，我们坦诚地面对彼此性格中的弱点和优点。

我们之间的种族及文化差异不但增强了我们的关系，还教会了我们要彼此宽容、谅解和开诚布公。
盖尔有时不明白为何我和其他黑人如此关注种族问题，而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好像忘记了美国社会中种族仇恨种种微妙的表现形式。

对于成为居住在美国、异族通婚的夫妻，我和盖尔对未来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相互信任和尊重才是我们俩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许多夫妻因为错误的理由结了婚，结果在10年、20年或30年后才发觉他们原来是合不来的。他们在婚前几乎没有花时间去互相了解，他们忽视了严重的性格差异，指望婚姻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各种问题。我们希望避免重蹈覆辙。
事实更说明了这一点：已经结婚35年的盖尔的父母正经历着一场充满怨恨、令人痛苦的婚变，这件事给盖尔带来了很大打击，并一度给我们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当盖尔把我们计划举办婚礼的消息告诉家人时，她遇到了一些阻力。
她的母亲德博拉过去一直赞成我们的关系，甚至还开过玩笑，问我们打算何时结婚，这样她就可以抱外孙了。
但这次听到我们要结婚的消息时，她没有向我们表示祝贺，反而劝盖尔想清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这么说我跟他约会没错，但是如果我跟他结婚，就错了。
妈妈，是不是因为他的肤色？”盖尔后来告诉我她曾这样问她母亲。

“首先我必须承认，刚开始时我对异族通婚是有保留意见的，也许你甚至可以把这称为偏见。
但是当我见到马克时，我发现他是一个既讨人喜欢又聪明的年轻人。
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因为有这样一个女婿而感到脸上有光的。
所以，这事跟肤色没有关系。
是的，我的朋友们会说闲话。
有些朋友甚至对你所做的事表示震惊。
但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不同。
因此你要明白，马克的肤色不是问题。
我最大的担心是你也许跟我当初嫁给你爸爸一样，为了错误的原因而嫁给马克。
当年我和你爸爸相遇时，在我眼中，他可爱、 聪明、富有魅力又善解人意。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令人兴奋。而且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的婚姻是理想婚姻，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而且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的婚姻会天长地久。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在我们结婚时，我并不十分理解我所爱的人——你的爸爸。”

“但是我和马克呆在一起已有两年多了，”盖尔抱怨道。
“我们俩一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们彼此多次看到对方最糟糕的一面。
我可以肯定时间只能证明我们是彼此深情相爱的。”

“你也许是对的。但我还是认为再等一等没坏处。你才25岁。”

盖尔的父亲戴维——我还未见过他的面——以知事莫若父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决定。
他问的问题基本上和盖尔母亲的问题相同：“干吗这么匆忙？这个马克是什么人？他是什么公民身份？”
当他得知我办公民身份遇到了问题时，就怀疑我是因为想留在美国而娶他女儿的。

“不过爸爸，你这话讲得太难听了，”盖尔说。

“那么干吗要这样着急？”他重复地问。

“马克是有公民身份方面的问题，但他总是在自己处理这些问题，”盖尔辩解道。
“事实上，当我们在讨论结婚的时候，他清楚地表明了一点：如果我对任何事情有怀疑，我完全可以取消我们的计划。”

她父亲开始引用统计数据说明异族通婚的离婚率比同族结婚的要高，而且还列举了接受过他咨询的、在婚姻上有麻烦的异族通婚夫妇的例子。

他问道：“你考虑过你将来的孩子可能会遭受的苦难吗？”

“爸爸，你是种族主义者吗？”

“不，当然不是。
但你必须得现实一点。”

“也许我们的孩子会遇到一些问题。但谁的孩子不会呢？
可是有一样东西他们将会永远拥有，那就是我们的爱。”

“那是理想主义的想法。
人们对异族通婚生下的孩子是会很残酷的。”

“爸爸，到时候我们自己会操心的。
但是假如我们在做什么事之前，就必须把所有的疑难问题全部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几乎什么都干不成了。”

“记住，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都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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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思考，我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让里奇与我妈妈见面，并把她争取过来。
事实上，让我妈妈特地为他掌勺烧饭是我做的安排。

一天，妈妈打电话给我，要我参加爸爸的生日宴。
我弟弟文森特将带上他的女友莉萨·卢姆。
我也可以带一个朋友去。

我知道妈妈会亲自下厨的，因为烧菜做饭是表达她的爱、她的自豪和她在家中权力的方式，也可用以证明她比其他任何人都懂得多。
“千万记住在饭后告诉我妈妈，说她做的饭菜是你吃过的饭菜中最可口的，”我对里奇说。“相信我的话。”

爸爸生日宴的前夜，我坐在厨房里看着妈妈忙乎，等待合适的时机来告诉她我们的结婚计划。我们已决定在7月结婚，大约还有7个月的时间。
她正在把大蒜切成小方块，把卷心菜切成小片，同时闲聊着有关素媛姨妈的事：“她只会看着烹饪指南烧菜，而我对烹饪了如指掌。
我只要用鼻子闻闻就知道该放什么佐料了！”她切得很快，好像一点也不注意她手中那把锋利的切菜刀，我真害怕她的手指尖也会成为紫色蔬菜烧猪肉的佐料。

我希望她会先提起里奇。
我注意到了她开门时的面部表情，她当时勉强地笑了笑，从头到脚地打量着里奇，以验证素媛阿姨对里奇的评价。
我尽力设想她会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

里奇不仅不是华人，而且他还比我小几岁。
更糟的是，由于他那头红色的卷发、光洁白晰的皮肤以及鼻子两边一片桔黄色的雀斑，他看上去比我年轻了很多。
他稍微矮了一点，长得很结实。
他身穿深色套装，看上去讨人喜欢，但让人过眼就忘，就像追悼会上遇见的某个人的侄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公司里一起工作的第一年里我没有注意到他的原因。
但是我妈妈却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你认为里奇怎么样？”终于，我屏住呼吸问道。

她把大蒜扔进了烧热的油锅里，发出了刺耳的响声。
“他脸上那么多斑点，”她说。

我听后感到背上起了鸡皮疙瘩。“那是雀斑，你知道雀斑象征着好运。”
我感到我得为他辩解。我提高嗓门压倒厨房里的噪声，我自己也感到我太激动了点。

“哦，是吗？” 她不经意地说。

“是的，雀斑越多越好。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笑了，接着用汉语方言说：“也许是这样。你小时候得过水痘。长了许多小痘痘，你只好在家里呆了10天。可真走运啊，你想想！”

我在厨房里救不了里奇，后来在餐桌上我也救不了他。

他买了瓶法国葡萄酒，并不知道我父母不喜欢这玩意儿，
我父母甚至连像样的红酒杯也没有。
接着他又犯了个错误：他喝了不是一杯，而是满满两大毛玻璃杯的葡萄酒，而其他人的杯子里都只有半英寸高的酒，大家只是“尝尝而已”。

最糟糕的是他批评了我妈妈的烹饪手艺，而他竟然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我妈妈总是要对她自己的烹饪发表一些评论，说一些自己的菜烧得不好之类的话，这是中国厨师的习惯。
那晚她原打算说说自己的拿手菜——梅干菜蒸肉，上这个菜时她总是特别得意。

“唉，这个菜不够咸，没味道，”尝了一小口后，她抱怨道。“太难吃了。”

这句话在我们家意味着让大家来尝一点，并且还要说这道菜是妈妈做得最好的一次。
但是我们还没能来得及说一些这样圆滑得体的话，里奇就说：“嗯，这菜只需要加一点点酱油。”
接着他无视我母亲惊诧的眼光，把许多咸乎乎、黑溜溜的东西倒进了瓷盘里。

虽然吃饭时，我一直希望我妈妈能从某种角度看到里奇的善良、幽默感和魅力，但是我清楚里奇在她的眼里已经是一败涂地了。

很显然，里奇对那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那晚我们回到家里，安置肖莎娜上床睡觉后，他谦虚地说：“嗯，我觉得我们相处得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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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Unit 4课文翻译

大中央车站问询处桌子上方的数字钟显示：差六分六点。
约翰·布兰福德，一个年轻的高个子军官，眼睛盯着大钟，看确切的时间。
六分钟后，他将见到一位在过去13个月里在他生命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女人，一位他素未谋面、却通过书信始终给予他力量的女人。

在他自愿参军后不久，他收到了一本这位女子寄来的书。
随书而来的还有一封信，祝他勇敢和平安。
他发现自己很多参军的朋友也收到了这位名叫霍利斯·梅内尔的女子寄来的同样的书。
他们所有的人都从中获得了勇气，也感激她对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的支持，但只有他给梅内尔女士回了信。
在他启程前往海外战场战斗的那天，他收到了她的回信。
站在即将带他进入敌人领地的货船甲板上，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她的来信。

13个月来，她忠实地给他写信。
即使没有他的回信，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写信给他，从未减少过。
在那段艰苦战斗的日子里，她的信鼓励着他，给予他力量。
收到她的信，他就仿佛感到自己能存活下去。
一段时间后，他相信他们彼此相爱，就像是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但当他向她索要照片时，她却婉然拒绝。
她解释道：“如果你对我的感情是真实和真诚的，那么我长什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我很漂亮，我会因为觉得你爱的只是我的美貌而时时困扰，那样的爱会让我厌恶。
假如我相貌平平，那我又会常常害怕你只是出于寂寞和别无他选才给我写信的。
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会阻止自己去爱你。
当你来纽约见我时，你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
记住，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停止或继续下去──如果那是我们的选择……”

差一分六点……布兰福德的心怦怦乱跳。

一名年轻女子向他走来，他立刻感到自己与她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她身材修长而苗条，漂亮的金色长发卷曲在小巧的耳后。
她的眼睛如蓝色的花朵，双唇间有着一种温柔的坚毅。
她身穿别致的绿色套装，犹如春天般生气盎然。

他向她迎去，完全忘记了她并没有佩戴玫瑰。看他走来，她的嘴角露出一丝热情的微笑。

“当兵的，跟我同路？”她问道。

他不由自主地向她靠近了一步。然后，他看见了霍利斯·梅内尔。

她就站在那少女的身后，一位四十好几的女人，头发斑斑灰白。在年轻的他的眼里，梅内尔简直就是一块活脱脱的化石。
她不是一般的胖，粗笨的双腿移动时摇摇晃晃。
但她棕色的外衣上戴着一朵红色的玫瑰。

绿衣少女快速地走过，很快消失在了雾中。
布兰福德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压缩成一个小水泥球，他多想跟着那女孩，但又深深地向往那位以心灵真诚地陪伴他、带给他温暖的女人；而她正站在那里。
现在他可以看见，她苍白而肥胖的脸上透着和善与智慧。
她灰色的眼中闪烁着温暖和善良。

布兰福德克制住跟随年轻女子而去的冲动，尽管这样做并不容易。
他的手抓着那本在他去战场前她寄给他的书，为的是让霍利斯·梅内尔认出他。
这不会成为爱情，但将成为一样珍贵的东西，一样可能比爱情更不寻常的东西──一份他一直感激、也将继续感激的友情。

他向那个女人举起书。

“我是约翰·布兰福德，你──你就是霍利斯·梅内尔吧。
我非常高兴你能来见我。
我能请你吃晚餐么？”
那女人微笑着。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她答道：“那位穿绿色套装的年轻女士──刚走过去的那位──请求我把这朵玫瑰别在衣服上。
她说如果你邀请我和你一起出去，我就告诉你她在公路附近的那家大餐厅等你。
她说这是一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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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冬季的一天，寒冷刺骨。
但在纳粹集中营中，这与别的日子没有什么差别。
自我从家中被人带走并随着数万犹太人被带到这儿以来，我已濒临死亡，只能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小时算一小时。
我们在纳粹可怕的皮鞭下受尽煎熬。
明天我还会活着吗？
今晚我会不会被带到毒气室去？
或是被警卫简简单单地用来复枪射杀？

我在铁丝网边踱来踱去。
我并没有留意自己的脚步，只是机械地在这块地上移动，在发现可以用来生火的一小块木头或其他东西时，我偶尔跪下来查看一下。
突然，我看到一个小女孩从铁丝网那边走来。
她的步履轻盈，仿佛不受重力的影响，宛如仙子。
她停下来，用忧伤的眼睛看着我。
集中营里的生活已经损害了我的健康。
我想把目光挪开，因为我一副病容、枯瘦如柴，又穿着破烂肮脏的衣服，被一个陌生人这样打量，我感到特别害臊，但我的目光却无法从她的眼睛移开。

这时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红苹果。
噢，我有多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苹果了！
它又是多么地闪闪发亮——比任何水晶都耀眼！
她非常谨慎地左右看看，然后一下子把它抛过铁栅栏。
我把它捡起来，用我冻僵的手捧着它。
在这充满死亡的世界中，这苹果无疑代表了生命，而她的举动就是爱的果实。
我抬头瞥见那女孩在远处渐渐消失。

第二天，就像被磁力吸引一样，我又来到了铁丝网边的那块地方。
我希望她再次出现。我是不是疯了？当然是。
但在这里，我不放弃任何一丝微小的希望。

她又来了。
她又一次给我带来了苹果，
比上次更精确地将它抛过了铁丝网。苹果飞过铁丝网，正好从我的头顶上方落下来。
我在空中接住了苹果，
高举着让她看。
她的眼中闪着光芒。

接下来的七个月我们就这样相会，而我也习惯了这样的苹果餐，但不久一切都结束了。
一天，我听到一个骇人的消息：我将被押往另一个集中营。

第二天，当我再见到她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几乎无法说话，但我必须说明白：“明天别再给我带苹果了，”
我告诉她说：“我将被押往另一个集中营。
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在我完全失去控制前我转身从铁丝网边跑开了。
我实在不忍心再回头看。
如果我转身，我知道，她会看见我的脸颊上滑落的眼泪。

岁月流逝。转眼到了1957年。
我住在纽约，生活状况与纳粹德国期间的情景相差何止天地。
我做铝栅栏安装和回收的生意，并且发了点小财。
我一个做保险的朋友劝说我与他的一位女性朋友相亲。
我勉强同意了。她人还不错，叫罗玛，
像我一样，她也是移民，因此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之处。

“你是在战争期间流亡来到这里的吗？”罗玛用移民相互之间问及那段岁月时所特有的体贴方式柔声细语地问道。

“不是。那时我在德国的集中营里，”我答道。
我没有说明哪个集中营，也没有说其他任何细节。
这个故事太乏味了，因为我已经重复过许多次了。

罗玛的双眼透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好像回忆起了某件痛苦而又甜蜜的事情。

“你怎么了？”我问她。

“是这样，我小时候住在集中营附近。
那儿有一个男孩，一个小囚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去看他。
我记得我常常带苹果去扔给他。
我把苹果从铁丝网上扔过去，那时他会非常开心。”

我的心猛地一下子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凝视着她问：“是不是那个男孩有一天对你说‘明天别给我带苹果了。我将被押往另外一个集中营’？”

“没错，是啊，”罗玛用颤抖的声音应道。
“但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从桌边站起身来，拥抱着她说：“因为我就是那个小男孩，罗玛。”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Unit 5课文翻译

我女儿抽烟。
她做作业时，脚搁在前面的长凳上，计算器嗒嗒地跳出几何题的答案。我看着那包已抽了一半、她随意扔在手边的“骆驼”牌香烟。
我拿起香烟，走到厨房里去仔细察看，那里的光线好一点──谢天谢地，香烟是有过滤嘴的。
我心里十分难过。
我想哭。
事实上，我确实哭过。我站在炉子旁边，手里捏着一支雪白的香烟，制作得非常精致，但那可是会致我女儿于死地的东西啊。
当她抽“万宝路”及“普雷厄尔”牌香烟时，我硬起心肠，不让自己感到难过。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抽这两种牌子的香烟。

她不知道我父亲、也就是她外公生前抽的就是“骆驼”牌香烟。
但是在他开始抽机制卷烟之前──那时他很年轻、也很穷，眼睛炯炯有神──他抽的是用“阿尔伯特亲王牌”烟丝自己手工卷的香烟。
我还记得那鲜红的烟丝盒，上面有一张维多利亚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照片，他身穿黑色燕尾服，手里拿着一支手杖。

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的家乡佐治亚州的伊腾顿已没有人再自己手工卷烟了（而且几乎没有女人抽烟）。
烟草业，再加上好莱坞电影──影片中的男女主角都是烟鬼──把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完完全全争取了过去，他们无可救药地抽烟抽上了瘾。
然而我父亲从来就没有像阿尔伯特亲王那样时髦过。他还是一个贫穷、过于肥胖、为养活一大家人而拼命干活的男人。他是黑人，嘴里却总叼着一支雪白的香烟。

我记不清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咳嗽的。
也许开始时并不明显，只是早晨一下床点燃第一支香烟时才有点微咳。
到我16岁，也就是我女儿现在这般年纪时，他一呼吸就呼哧呼哧的，让人感到不安；他上楼时每走三、四级楼梯就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而且，他常常一连咳上一个小时。

肺部的病痛把我父亲折磨得虚弱不堪，一个严冬，他死于被称为“穷人之友” 的疾病──肺炎。
他咳嗽了这么多年，我想他的肺部已没有什么完好的地方了。
去世前几年，他的呼吸已经很虚弱了，他总得倚靠着某个东西。
我记得有一次全家聚会，当时我女儿才两岁，他抱了她一会儿，好让我有时间给他俩拍张照片。但是很明显，他是费了好大劲儿的。
生命行将结束前，他才戒了烟，主要是因为他的肺功能已极度受损。
戒烟后他的体重增加了几磅，但当时他太瘦了，所以没人注意到这一点。

我到第三世界国家去旅行时，看到了许多像我父亲和女儿那样的人。
到处都有针对他们这两类人的巨大广告牌：强壮、自信或时髦的成熟男人，以及漂亮、“世故”的年青女子，都在吞云吐雾。
就像在美国的旧城区和印第安人的居留地上一样，在这些贫困的国家里，那些本应该花在食物上的钱却流进了烟草公司。久而久之，人们不但缺少食物，而且还缺少空气，这样不但大大地损害了孩子们的体质，还使他们染上了烟瘾，最终还会致他们于死地。
我在报纸还有我订阅的园艺杂志上看到，烟蒂的毒性很强：一个婴儿如果吞下了一个烟蒂，就很有可能会死去，而沸水加一把烟蒂就成了很有效的杀虫剂。

作为母亲，我深深地感到痛苦。
有时我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我记得自己怀孕时，吃东西的时候是多么小心啊！之后在教她如何安全穿过马路时，又是多么耐心啊！
有时我纳闷：自己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她今后大半辈子有气无力地挣扎着呼吸，然后再像她外公那样自己把自己毒死吗？

我特别喜欢一条写在受虐妇女收容所里的语录：“人间和平，始于家庭。”
我认为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此。
我还想起了另一条写给那些想戒烟的人们的语录：“每个家庭都应该是禁烟区。”
抽烟是一种自我毁灭，而且也毁灭着那些不得不坐在你身边的人。那些人偶尔也会取笑或抱怨你抽烟，可常常只能无可奈何地坐在一边看。
我现在意识到，从我还是个孩子起，这些年来我实际上是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父亲自杀。对那些生意兴隆的烟草公司的巨头们来说，能在我家取得这样一种胜利，肯定是够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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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处奔波，应约作各种演讲，常在别人家里过夜，也常被安排在孩子的卧室里。
我发现孩子房间里的玩具实在太多，甚至连我小小的梳妆盒也无处可放。
壁橱通常也是塞满了衣服，我几乎无法把夹克衫塞进去。

我不是在抱怨，只是在表明一种观点。
我发现父母给孩子们买的玩具和衣服越来越多，这种倾向在美国家庭已是司空见惯。
我认为在很多家庭中，孩子们都把家长的慷慨大方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这种做法的后果实际上对孩子们来说也是有害的。

家长为什么要给孩子们那么多的东西，或者要给孩子们他们买不起的东西呢？
我认为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颇为常见的原因就是父母亲们出于内疚而溺爱孩子。
两人都是全职工作者的父母也许会因为不能常常和孩子在一起而感到内疚。他们可能想通过给孩子们大量物质的东西作为对他们的补偿。

还有一些父母给孩子买这买那，是因为他们想让孩子拥有他们自己童年时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以及那些他们过去想得到而未能得到的东西。
还有一些家长不愿拒绝孩子们永无休止的买玩具的要求，是因为他们害怕孩子会认为父母不爱他们，或者害怕如果他们得不到和小伙伴们相同的玩具会被人取笑。

当家长无法应付孩子的无理要求时，也会发生溺爱孩子的现象。
这样的父母会在拒绝和让步之间动摇不定──但是好像哪种办法都不能使他们满意。
如果他们拒绝孩子的请求，他们会因为对孩子太严格或太不慷慨而立即感到后悔。
如果他们让步了，也会因为太容易让步而感到懊悔和自责。
这样的摇摆不定不但削弱了父母管教孩子的能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变味，从而使家长和子女间失去了存在于健康家庭中的某些幸福和相互尊重。

但是，用物质的东西来溺爱孩子并不能减轻父母的内疚感（因为父母从不会感到他们已经付出了足够多），也不会使孩子们觉得自己得到了更多的爱（因为孩子真正想要的是父母的时间和对他们的注意）。
相反，给孩子们太多的东西可能是有害的。
在一定程度上，孩子们可能会变得贪婪、自私、忘恩负义，对他人的需要和感情变得麻木不仁，而且首先从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开始。
给孩子们的东西太多会逐渐削弱他们对父母的尊敬。
事实上，孩子们已经开始感到父母的无限制的慷慨大方是不对的。
这种矛盾的结果可能是这些孩子会反过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下意识地希望，如果他们逼得更紧一些，他们就能迫使父母对自己设立些限制。

另外，被宠坏的孩子也并不比那些没什么玩具的孩子在做游戏时被激发出更大的创造性。
由于有求必应，他们了解金钱价值的机会就比别人少，而且当他们的要求无法即刻得到满足时，他们也不知如何去应付。

我讨论这个问题的真正目的不是要告诉家长们应该给孩子们多少物质的东西才适当。
确切地讲，我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已经意识到自己也许是在宠坏孩子、但又不知道如何纠正这一做法的家长们。

有时你也许会对自己是否要对孩子提出的许多要求作出让步感到没有把握。
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改变。
首先，你应该设法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你让步，或者让你感到内疚。
然后，即使没能找出原因，你也应该开始作出果断的决定，试着对孩子的要求作出迅速明确的反应。

一旦你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你也不能指望马上有效果。
有时你肯定会摇摆不定。
关键是你要对逐渐的进步感到满足，要预见到并接受可能伴随这种改变而来的偶尔失误。
还有，即使你以更坚定、更自信的方式实施着你的决定，也不能指望你的孩子会马上作出反应。
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会继续对你施加曾经很有效的、老一套的压力。
但一旦他们知道不停的抱怨和争论再也不起作用时，他们最终会尊重你的决定。
这样做的结果是：你和你的孩子都会感到比以前更加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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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Unit 6课文翻译

在她人生最初的24年里，人们一直叫她戴比──一个和她的漂亮容貌和优雅举止不相配的名字。
“我的名字总是使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厨子，”她抱怨道，
“我真的不想要戴比这个名字。”

一天，在填写一份出版工作职位的申请表时，这位小姐一时冲动，用她的中名林恩替换了她的名字戴比。
“这是我一生中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现在她对人这样说，
“一旦我不再称自己为戴比，我就感到好多了…… 而且其他人也开始更认真地对待我了。”
顺利地通过那次工作面试两年后，这位昔日的女服务员现在成了一位成功的杂志编辑。
朋友和同事们都叫她林恩。

当然，戴比（或林恩）的职业成就并不是改名带来的，但是这肯定给她带来了好处，虽说改名仅使她对自己的才能增加了一点点自信。
社会科学家认为你叫什么名字会影响你的生活。
从古至今，名字不仅被用来识别人，而且也被用来描述人。
《圣经》上说：人如其名。此外，《韦伯斯特大词典》也对名字作了如下的定义：表达某种特点的一个或几个字，这种特点被认为反映了某人或某事的本质，或描述了某人某事，常表示嘉许或不赞成的意思。
请好好注意这几个词：“嘉许或不赞成”。
不管是好是坏，诸如友好或拘谨、相貌平平或漂亮妩媚等特征已经在你的名字中有所暗示，甚至他人在见到你本人之前就已经知道你的这些特征了。

名字是与特定形象相关联的，任何一个被称为“相貌平常的简”或“普普通通的乔”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
后面的那个名字特别使我烦恼，因为我也叫乔。有些人认为这个名字使我更适合于做一名棒球运动员而不是别的什么职业，比如说艺术评论家。
然而，尽管有此局限，我确实曾一度设法成为了一名艺术评论家。
即便如此，一家著名杂志一直拒绝把“乔”作为我的文章署名，而是用我名字的首字母 J. S. 来代替。
我怀疑，假如我的名字是比较文雅的阿瑟或艾德里安的话，我的名字早已完整地出现在杂志上了。

当然，有积极含义的名字对你是有好处的，甚至能促进你结交新朋友。
最新调查表明：美国男士认为苏珊是最有吸引力的女性名字，而女士则认为理查德和戴维是最有吸引力的男性名字。
我认识一位女士，她就拒绝了一次与一位叫哈里的男人见面，因为“这人的名字听上去没劲”。
可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晚间聚会上，她走到我身边，催我把她介绍给一位气度不凡的男人；他们俩人整个晚上都在互送秋波。
“哦，”我说：“你指的是哈里呀。”
她听了后感到很尴尬。

虽然我们中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偏见，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多多少少对名字产生过成见。
说实话，你碰到一个名叫奈杰尔的木匠会不会感到惊讶呢？或是一个叫伯莎的物理学家？抑或是一个叫梅尔的教皇？正如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在照看托儿所里四岁的儿童时所发现的那样，我们常常把由名字引起的固有想法加到他人身上。
“在托儿所里，有一次我想让一个很活跃的名叫朱利安的小男孩静静地坐下来看书，而把一个喜欢沉思、名叫罗里的孩子推出去打球。
因为他们的名字，我把他们的性格给搞混了！”

很明显，这样的偏见也会影响课堂成绩。
在一项由圣迭戈州立大学的赫伯特·哈拉里及乔治亚州立大学的约翰·麦克戴维主持的研究中发现，教师总是给署名为埃尔默和休伯特的作文打较低的分数，但当把这两篇作文的署名改为迈克尔和戴维时，老师给的分数就要高些。但是教师的偏见不是造成课堂成绩差别的唯一原因。
坦普尔大学的托马斯·V·布塞博士和路易莎·瑟拉里达里安发现：那些名叫琳达、黛安、芭芭拉、卡罗尔及辛迪之类的女孩们在评分较客观的智力测验和学业成绩测验中的表现比那些名字不太有吸引力的女孩要好。
（一个与之相关的研究表明：女孩受同伴欢迎的程度也与她们的名字受欢迎的程度有关系，虽然对男孩来说这种关系不太明显。）

虽然你父母很可能想让你的名字伴随你一辈子，但记住，他们选这个名字的时候几乎还没有见到你呢。而且，他们在选名字时所看重的希望和梦想也许并不符合你的希望和梦想。
如果你的名字看上去已不再适合你，不要苦恼；你不必一辈子用这个名字。
影星们就经常改名，下点决心，你也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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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批评说：社会学研究不遗余力去证明的只是一些大多数有常识的人都已经知道的东西。
我并不想明确表示支持或反对此类批评，只是想描述一次社会学考察活动，这次活动似乎也证明了人们的上述说法──但对于我和我的一位同学（也许还有那些看到这篇报道的人）而言，这次活动使一个人人皆知的观点变得真真切切了。

在本地一所大学放春假期间，我和朋友到市中心去购物。
但是我们首先把自己打扮得几乎连朋友甚至家人都认不出来。
我们穿上了与天气稍稍不配的衣服，虽很干净但没有熨过。很明显，大多数到这个地区来的游客都不会穿这种式样的衣服。
我们提着塑料袋，里面装着杂七杂八的物品。
我俩都有点衣冠不整。
我的朋友在T恤衫外面套了一件褪了色的全棉衬衣，还在运动裤外面套了一条皱巴巴的裙子。
我戴着一顶羊毛帽子把头发掩盖住，穿着一件老式的外套，并戴一副夹着遮阳镜片的眼镜。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像漂泊街头的人，以观察别人对我们会有何不同反应——贫穷的外表是否会招致别人对我们的歧视。
我们也准备做出一些稍微有点不正常的行为，以表明我们精神上有点问题，但看上去又不是神经很不正常或对他人具有危险性。
结果证明：我们无须夸张做作，人们单凭我们的穿着就叫我们离开或不理睬我们。

我们 (把汽车停在铁路附近以后) 的第一个停留地点是由一家本地慈善团体经营的廉价商店。在店里我们彬彬有礼地请求使用洗手间，但却被拒绝了。
接着我们走进了一家大旅馆的大堂，打听咖啡厅和洗手间在哪里。
门卫说：“你们得上20楼。”
我们的演技还达不到上高档餐厅一试身手的水平，所以我们在底楼兜了一圈就走了。
离开那里后，我们就去了一家旧货商店，在那里我们多多少少和顾客融为一体了。然后我们又到了几家高档商店，吃午饭的时候又去了几家咖啡馆。

这一段时间我们饱受歧视。
我们遇到了一些孩子，他们盯着我们看，对我们指指点点，而且还放声大笑；成年人用充满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
商店营业员紧紧地跟着我们，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在一家快餐店，一个帮工赶紧走到收银员的身边。他们收下了我两美元的支票，连身份证也没看。好像用这个代价把我们赶出门是很合算的。
在一个入口处，一名营业员用身体挡住了大门，显然是想打消我们进去的念头。

我们身上有些钱，可买些小东西，而且除了穿低档衣服外，我们没有在上述任何情况下做过任何吸引他人注意力的事：我们仅仅是以我们习惯的方式静静地购物。
在一个饭店里，我们点了法式小面包，另加两杯特制咖啡，这确实暴露了我们的身份：这也许与女流浪者的身份太不相称。
在所有其他地方，我们受到嘲弄、被人模仿、遭遇怀疑及无礼的目光。

我们了解到什么呢？ 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预料到的、人所共知的东西：人们以貌取人。
仅仅是外表寒酸就会招来歧视，同时在很多场合，我们大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交礼仪也不复存在了。
因为我们缺少在文化上可被认同的属于这个环境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成了物品，缺少了做人所固有的尊严。

然而，还有一件让人感到吃惊的事──更准确地讲，是让人感到震惊的事。
在我先前提到过的那家商店门口，就是有位营业员──见到我们就明显地堵住大门的那家商店，这种令人震惊的事表现得最为突出。
那时我刚注意到这个地方，转向我的同伴，对她说：“我从未见过这家商店。咱们进去吧。”
她居然惊慌地看着我说：“你不是真地想进去吧？”

我知道她的意思，我也理解她的感受。
这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没过几小时， 我们发觉自己正在接受并适应着那些我们遇到的人所普遍持有的肤浅看法和偏见；我们也对自己进行了归类。
毫无疑问，这是值得学习的一课，对社会学家来说也许更是如此。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Unit 7课文翻译

如果你常常生气、身心疲乏，好像你生活中的压力正在快速地积聚，将要失去控制，那么你可能是在损害你的心脏了。

假如你不想损害自己的心脏，你就需要努力学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控制自己的生活──并且承认有许多东西你是无法控制的。

这是罗伯特·S. 埃利奥特博士的观点。他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的临床医学教授，新书《从压力到力量：怎样减轻你的负担，拯救你的生命》的作者。

埃利奥特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他称之为“热核反应堆式的人”（即易怒的人）。
对这些人来说，紧张会导致他们血压大幅度迅速上升。

埃利奥特说，研究人员已经发现，有压力的人除了其他症状外，胆固醇的含量也较高。
“我们已经做了多年研究，证明过分忧虑或紧张所产生的化学物质的确会损伤心肌纤维。
这种情况发生时往往很快，不到5分钟。它会造成许多短路，而且这种短路会引起严重的心律不齐。
心脏跳起来不像一个泵，而像一只装着蠕虫的袋子（杂乱而又绵软无力）。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活不成了。”

现年64岁的埃利奥特，在44岁时曾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
他把那次心脏病发作的部分原因归于压力。
多年来，他一直是一个“热核反应堆式的人”。
表面上，他显得沉着、冷静、泰然自若，但他内心深处的压力使他筋疲力尽。他现在身体状况很好。

他说，压力破坏性程度的主要预测指标是FUD因素──FUD指的是恐惧、犹豫和怀疑──再加上可察觉到的缺乏控制力。

对许多人来说，压力的根源是愤怒，而对付愤怒的诀窍是找出怒从何来。
埃利奥特问道：“这种愤怒是否来自这么一种感觉：希望一切事物都必须完美无缺？”

“这在职业女性中是很常见的原因。她们觉得要让人人感到她们无所不能，而且要把样样事情都做得完美无缺。
她们认为，‘我应该这样，我必须这样，我不得不这样。’追求完美永无止境。
完美主义者事必躬亲。
他们生气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把什么事情都扛在自己肩上，还为之发脾气。
随后他们就感到内疚，接着他们就再把整个过程重复一遍。”

“还有的人生气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方向。
他们把交通阻塞看得和家庭纠纷一样重，” 他说：
“如果你生气超过5分钟──如果你生闷气，没有安全的发泄渠道的话──你就必须弄清你为何生气。”

“此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人们由于心理压力在生理上变得越发激动，他们的身体就越可能因为某种心脏病而崩溃。”

让自己平静下来的做法就是承认你存在这种倾向。
通过改变你的某些看法和消极思想，学会对事物不再抱有那么强烈的敌视态度。

埃利奥特建议人们控制自己的生活。
“如果有什么能取代压力，那就是控制。
你所需要的不是FUD因素而是NICE因素──NICE是指新的、使人感兴趣的、有挑战性的经历。”

“你必须确定你能控制自己生活中的哪些部分，”他说：“停下你的脚步，对自己说，‘我要把指南针拿出来，弄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建议人们写下他们觉得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最想做成的6件事。
本·富兰克林在32岁时就是这样做的。
“他写下了他想要做的事情，诸如要做一个更慈爱的父亲、更体贴的丈夫、经济上独立、思维上活跃，而且还要保持性情平和──这一点他也做得不好。”

埃利奥特说，你可以先列出12件事，然后压缩到6件，要确定轻重缓急。
“别让自己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要做那些会影响你的个性、控制能力和自我价值的事情。”

“把它们记在一张可以随身携带的卡片上，需要的时候看看。
既然我们无法让一天有26个小时，我们就得确定先做哪些事情。”

请记住：随着时间的推移，优先要做的事会有所改变。
“孩子会长大，狗会死去，你所优先考虑做的事也会改变。”

根据埃利奥特的观点，控制压力的另一关键因素是“要承认你生活中还有一些棘手的、你几乎无法或完全无法控制的东西──比如经济以及政客们。”

你必须认识到，有时候像交通阻塞、最后期限及讨厌的老板这类事情，“你无法抗争，也无法逃避。你必须学会如何与之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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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工作和工作狂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努力工作是指工作有条有理、精力集中，完成许多工作，知道何时歇手，知道除了工作还有生活。
而工作狂常常是缺乏条理，总在寻找理由想做得更多些，没有工作可做时就感到不知所措，想通过工作来躲避问题。他们不知道怎样或何时放松一下，经常把办公室里的活儿带回家里去做，不善于和同事及家人交流沟通，生活作息不平衡，单调乏味。

工作狂，就像那些老是醉醺醺的人一样，有一种无法摆脱的习惯，这种习惯通常被定义为不顾消极后果的强迫性行为。
他们有时是被自己的工作信念、工作狂的行为模范以及一种自动认可工作狂的工作方式所逼而养成了这种习惯的。
大多数雇主尽管口头上说得很漂亮（“生活作息保持平衡的雇员是效率高的雇员”），可他们需要的是忠心耿耿的、愿意加班的雇员，并用高薪和更多的福利来奖励他们。
在许多公司里，不愿意开夜车的职工处境岌岌可危。
他们只在正常时间内工作就肯定是在拿自己的饭碗冒险。
美国人往往会陷入一种由商人们所推动的工作然后花钱消费的模式之中，这种模式引诱他们抬高自己的期望值。

根据某些心理顾问的观点，迷恋工作对我们来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
它可以激发一种自我价值和成就感，
而且我们还能因此得到报酬和表扬，这会给我们带来我们不一定能从生活的其他方面获得的良好感觉。

工作狂自石器时代起就成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了──每当有人试图通过工作来逃避他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时，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我们的父母和祖辈们工作都很努力，但是他们的劳动基本上是体力劳动。
而我们的工作则压力更大，尤其是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
公司规模日趋缩小的时代。由于经济形势暗淡，公司不断裁员，雇员担心失去工作，因此他们工作时间更长。
与过去相比，我们更经常地行驶在快车道上。

心理咨询顾问已经注意到了三种类型的工作狂：

● 精力充沛、需要释放的人。

● 竞争心很强、急需证明自己、并把自我价值和工作联系起来的人。

● 想通过工作来逃避诸如悲伤、沮丧和内疚之类东西的人。
他们让自己处于极度忙碌的状态，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或精力去对付他们的现实问题了。

这三类人通常有同样的特点：
他们忍受不了懒懒散散，
他们发觉很难抽出时间去度假，
与跟家人和朋友们在一起相比，他们觉得和同事们在一起更舒服自在。
他们把自我价值和成功与拼命工作等同起来。
他们宁可干活，而不愿到别的地方去或做其他事情。

工作狂可能会通过否认和辩护来解释自己的工作习惯。
他们否认自己在工作上花了太多的时间，他们自我辩解说他们的工作是为了家庭，同时对升职也至关重要。
他们也往往认为他们本人及他们的工作对公司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超时工作是对公司的一种奉献。
当然他们的奉献、抱负和持久的精力均无可指责，
错的是这些东西是以牺牲他们的健康和他们家庭幸福的高昂代价才得以实现的。

因为工作狂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件事上──他们的工作，因此帮助他们的办法是把他们的希望分散到几件事上去。
例如，心理顾问常常可以通过询问他们过去喜欢的、而现在却丢得一干二净的业余爱好来帮助他们。
此类问题往往能促使他们开始更多地恢复他们生活的平衡。

一些心理学专家概括说，为了做一个生理和心理上都健康的人，我们必须过一种平衡的生活。
那些小事情──如阅读推理小说、打排球、花时间和家人及朋友在一起、跟狗一起玩耍、去钓鱼──对实现健康的目的而言，似乎是一些不太起眼的方法，
但它们至少可以和工作一样对你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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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Unit 8课文翻译

人们常常说：对于青春来说，最令人悲伤的事情莫过于青春在年轻时被浪费掉了。

在读一份对大学一年级新生作的调查报告时，我又想起了这种惋惜之情：“要是当初我就懂得了现在我领悟到的东西该有多好！”

这份调查报告印证了我以前根据在梅肯和罗宾斯住宿中心对学生进行的非正式民意调查所作的推断：学生们认为如果某种东西（不管它是何物）没有实际意义，不能把它当酒喝、当烟抽、当钱花，那么“它”就基本毫无价值。

基于对188，000多名学生答卷的调查表明，当今的大学新生比这项民意测验开始17年以来的任何时候的大学新生都“更主张消费主义，同时也少了些理想主义”。

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代，学生们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上的富裕”。
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树立有意义的人生哲学已不那么重要了。
这一情况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因此，如今最受欢迎的课程不是文学或历史，而是会计学。

如今人们对当教师、社会服务和人文学科、还有种族和妇女研究的兴趣都处于低潮。
而另一方面，攻读商科、工程学及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人数却在迅速增加。

还有一件事也不令人意外。
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化工公司的销售代理）在干这份工作的第一年所挣的钱就已是大学教师薪水的两倍了──这甚至还是在她修完两年制的准学士学位课程之前的事。

她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我会对他们讲，他们学习音乐、历史、文学等等有什么用！”那还是四年以前呢，我都不敢想象她现在赚多少钱。

坦率地说，我为这位小姐感到骄傲（不是为她的态度，而是为她的成功）。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呢？我们就不能教会人们既懂得谋生，又懂得人生么？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对我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整个教育制度的否定。
在一个日益专业化的时代，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什么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年龄和成熟所能带给人们的启示。
大多数年龄约在30至50岁之间的人都会最终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他们不应该仅仅是为某个公司、某个政府机构或任何其他单位服务。

我们大多数人最终会认识到，生活质量并不完全是由资产负债表来决定的。
诚然，每个人都想在经济上富裕点。但是我们还希望对自己职业范围以外的世界有所了解；我们希望能为我们的同胞和上帝效劳。

如果说人要到步入中年才能对人生的含义有所领悟的话，那么为这种领悟扫清障碍不正是教育机构的责任吗？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怨恨从他们工资中扣钱交社会保险金，然而好像只是短短几年后，他们就发现自己正焦急地站在信箱旁边（等待养老金支票）了。

虽然我们所有人都确实需要一份工作，最好是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但同样不容争议的事实是，我们的文明已经在我们各自的领域之外积累了巨大的知识财富。
而且正因为我们理解了这些在其他领域的贡献――不管是科学方面的,还是艺术方面的――我们的人生才更完善。
同样地，我们在了解他人的智慧的同时，自己也学会了如何去思考。
也许更重要的是，教育使我们的视野超越了眼前的需求，并使我们看到了事物间的联系。

我们每周都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消息：工会在为要求更高的工资而罢工，结果却只是使他们的老板破了产。
没有了公司，也就没有了工作岗位。
从长远来看，他们的目光是何等地短浅！

但是赞成全面教育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在学习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同时，我们也提高了自己的道德感。
最近我看了一幅漫画，描述了几个商人坐在会议桌周围，看上去困惑不解的样子。
其中的一个正通过内部通话设备讲话：“巴克斯特小姐，”他说，“是否可以请您叫一个能明辨是非的人来？”

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确确实实是教育应该做的事。
我认为教育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的一位大学室友──现在是纽约一家大型航运公司的总裁──过去曾主修过商科，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
但是他也曾在大学调频电台上主持过一档古典音乐节目，并且在学习会计学的时候还在欣赏瓦格纳的音乐作品。

这就是教育之道。
奥斯卡·王尔德说得好：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才能用于工作，而把我们的天赋投入到生活中去。

我们希望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能满足学生对职业教育的渴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确保学生能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目光短浅的那一天做好准备。
人生的意义远远不止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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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经济平稳发展的美好时光──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可以选择某种既新鲜刺激，又有创意的事干，但也可能会说：“那不是我要做的工作，我打算在生活中稳扎稳打。我打算留在家乡，找一个舒适的、拿薪水的好工作。”
现在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上述第二种选择已不复存在。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在以后的10年里我们都得创造和开拓，当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并不喜欢这样。

看一看民意调查告诉我们些什么吧！
在美国，哈里斯民意测验所调查的四分之三成年人、《学人》杂志所调查的三分之二的高中生都说，他们认为10年以后美国将变成一个比现在更糟糕的地方。
难怪年轻人会感到不满意，
也难怪他们没有学习动力。
他们认为自己将在其中度过一生的这个世界不会是一个令人感到满意的地方。

特别是年轻小伙子对他们未来的前景感到不满。
当调查人员询问美国女中学生们毕业后打算做什么时，她们列出了各种各样她们所喜欢做的工作，如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公务员、警察、消防员以及战斗机驾驶员。
总之，她们喜欢做所有一直由男人们在做的事情。
此外，只有不到10%的女高中生期望成年后做专职母亲或家庭主妇，而近90%的女生则决心既要有一份职业，又要有一个男女平等的婚姻。

与此相比，几乎有一半男中学生表达了他们对传统的、男人主宰的、只有一个人挣钱养家的核心家庭的偏爱，在这种家庭里妻子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呆在家里。
还有，当问到他们想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时，在公开调查中仅有两类行业尤其受欢迎，那就是“职业运动员”和“媒体名人”。
大多美国男青年──三分之一或更多──干脆说他们不知道成年以后要做什么。

如果这些人不为自己设立某种有建设性的人生目标，他们就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是社会上极具破坏性的反抗力量。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最新的一项估计表明，美国所有14至24岁的人当中有六分之一──大多数为男性──现在已“心存不满，与社会格格不入”。
他们不担当任何社会角色，和其他人也没有正常的关系。
这些人正是那些参加老城区流氓帮派以及使乡村武装匪帮队伍扩大起来的人。
他们看不到在信息时代的社会里自己该担当什么角色，因而对前途茫茫而感到愤愤不已。

因此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这不仅仅对美国的未来、而且对所有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并且最终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时刻。
这是个变幻莫测的时刻，一个引起恐慌的时刻。
我们不妨用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的话来加以归纳：在历史上的这种时刻，熟悉的模式在消失，熟悉的解决办法在失效，熟悉的选择也在消失。
当然，那些向社会警告工作岗位消失、“工作完蛋了”和工资减少的书刊杂志只不过是起到了增加公众焦虑的作用──这就好像是在播放有人在拥挤的戏院里大叫“着火啦”那种景象的慢镜头。

这些吓人的预测大体上是在过去20或30年的职场趋势的基础上对未来所作的简单推断。
然而，由于对过去15至20年里令人沮丧的经济信息及暗含在那些趋势预测中的更为令人沮丧的前景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工业社会──出于对未来的恐惧──很可能会采取倒退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是为那些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服务，这些群体希望保护他们的资产和资源不因变革而遭受损失。
采取这类措施的国家会失去平衡。
社会和经济上的进步会慢慢停滞下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会因为这种改革的负面作用而消失。
那些不理解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和失望将成为所有主要工业国家中的一股可怕和危险的力量。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Unit 9课文翻译

“孩子，起来，做个有出息的人！”
虽然母亲已经过世，但她的话依然清晰地在我脑海中回响，就如我在孩提时代听到的一样。

她心里也许是为我好，但那时依我看来，她那毫不温柔的为母之道就如同用竹条鞭笞一般严厉。

“天哪！”我叫道：“我已经是个有出息的人了。我有权晚点起床了。”

“要是有什么我不能忍受的东西，那就是逃兵。”
她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让我无法拒绝，于是我从床上爬了起来。

我的父亲在婚后5年就过世了。
他死后，我母亲没有钱。
她要抚养三个孩子，还有一身的债务。
当时母亲刚上大学，却不得不辍学去找工作。
几个月后，我们失去了房子，母亲一无所有，只有支离破碎的生活残局等着她去收拾。
我那奄奄一息的精神失常的祖母不得不被送往疯人院，而我们也只能寄居于她弟弟艾伦的家中。
最终，母亲找到了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每周工资10美元。

虽然母亲期望我能成为百万富翁，但她很清楚我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她从不欺骗自己。因此，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她就鼓励我向文字工作的方向发展。

母亲的家庭与文字素有渊源。
最显著的证据就是我母亲最年长的堂兄埃德温。
他是《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因报道古巴导弹危机而声名大噪。
她常用埃德温的例子来告诉我一个有雄心的人能走多远，即使他没什么天赋。

“埃德温·詹姆士虽然打字速度比较快，但他并不比其他人聪明，你看，他现在多么功成名就，”我母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说。

她早就认定我有文字天赋，从那时起，她就有了目标，她的整个生命便开始围绕着帮助我开发天赋而运转。
虽然很穷，她还是为我们订了一套适合中高级水平读者阅读的读物。
每个月都会有一本书邮寄过来，价值39美分。

然而，我感兴趣的却是报纸。
我贪婪地汲取每一条消息：骇人听闻的罪行、可怕的事故、在遥远地区发生的战争对人们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以及不得不背井离乡的难民的消息。
警察贪污以及凶手死于电椅的报道令我着迷。

1947年，我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向《巴尔的摩太阳报》应聘警事记者一职。他们为何选择了我是个谜。
工资是一周30美元。
我抱怨薪水太低，这对一个有学问的人来说是侮辱，但母亲却不认同。

“如果你努力做好这份工作，”她说，“说不定能够做出些名堂来。”

不久，我被委派去采访非洲各国驻美大使馆的外交官。
工作七年后，《太阳报》派我去白宫采访。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能够从椭圆型办公室发回报道已经是达到职业的顶峰了。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我期待着从她的脸上看到喜悦。
但要是我能够考虑到她为我设定的不断向前迈进、向上攀升的人生路线，我就不该有这种期待了。

“好，拉斯，” 她说：“要是你努力做好这份白宫的工作，你有可能会有所成就。”

母亲并没有对我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
无论我做什么，我取得的成就在她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往往会让我心烦。她从不向我道贺，从不承认我做得很棒。
即使在我成功的时候，她也是说一些否定的话。

“即使你到达了巅峰，你还得留神。”她总是尖刻地指出，“成就越大，摔下来也越重。”

在我刚刚成为记者的几年中，舅舅埃德温的成就常常萦绕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我常想，要是《纽约时报》雇用我，该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那样我就可以向母亲一劳永逸地证明我的价值了。

后来，连孩提时代也没想过的是，《纽约时报》竟然自己来敲门了。
可惜的是，当我去《纽约时报》工作时埃德温舅舅已经离开了那里。
最后，我终于被委任了一个记者能够梦想得到的最具荣誉性的工作：《纽约时报》的一个固定专栏的评论员。

这证明了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制定的、鼓励我从事笔墨生涯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

1979年，我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获得了一个重大奖项──普利策奖。
不幸的是，在这前一年，我母亲的神志和健康状况都完全崩溃了，她住进了疗养院，从此与世隔绝。
她从来不知道我的普利策奖。

我大概可以猜到她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不错，孩子。看来，要是你努力工作，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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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说不如一练，”获奖的实业家约翰·TC·叶这样说道。
在过去的40年中，虽然患有先天性耳聋，约翰却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的实力──作为年轻的移民、大学生、睿智的企业领导、残疾人的雇主和维护者、有爱心的丈夫以及三个孩子的父亲。

约翰出生在台湾，1962年，他和家人一同移民到美国，以便于他和同样耳聋的姐姐能获得最好的教育。
约翰毕业于肯德尔聋人学校，然后进入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加劳德特大学学习。在那里，他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
想成为一名数学老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了许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雇主因为他耳聋而不愿雇用他。

约翰回忆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餐厅里打扫卫生。
“我监督自己工作，因此我的耳聋并不影响我的工作。” 他回忆道。
他继续攻读，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但是在数百次的工作应聘后，他再次发现雇主们不愿意雇用他，显然因为他是个残疾人。

20世纪70年代后期，约翰断定，作为一个聋人，只有自己解决问题，开创自己的生意，才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由于对聋人缺乏工作机会而感到灰心，他和他的兄弟们贷了一大笔款，在硅谷成立了一家软件公司：集成微机系统有限公司 (IMS)。
他们的孤注一掷有了回报，赚了大钱，不仅为正常人也为聋人提供了工作。

同时，因为其对社会杰出的服务、创新性的商业实践和卓越的技术，IMS和约翰也被授予了无数的奖项。

1994年，在IMS成立16年后，约翰和他的兄弟们卖掉了公司，进入“半退休”状态。
不到两年，约翰开始资助开发为聋人学生提供负担得起的、实时文本服务的技术。

自从第一家公司开张以来，约翰很少有休息的时间。
多年以来，在证明其商业技能的同时，约翰也在许多领域的非营业机构和教育机构的董事会任职，也证明了他作为维护聋人利益的领导者的能力。

在最近一次采访中，约翰接受了有关雇用残疾人，包括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的提问。
以下摘录了部分采访内容。

问：如今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在就业问题上面临哪些特别的困难？
 
答：我不会将我所面临的一大堆障碍归结于文化差异。
由于耳聋而产生的难题，主要与语言交流有关。
至少要能够清晰无误地交流，才能一起有效地进行工作。

问：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应该怎样做，才能增加他们从事有意义、有竞争力的工作的机会？
 
答：不管你有多聪明、学历有多高，作为雇主，我最看重的是员工的态度和它与生产效率的关系。
作为一个雇主，我见过许多很能干、很有技术的应聘者，但是工作态度却不好。
雇主没有义务一定要雇用你，良好的态度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问：你们公司有没有主动地去寻找残疾人雇员？
 
答：我不能将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化。
雇用你了解、信任的人很正常，而对于我来说，那些人大多数恰好都是残疾人。
当然，我不能单单因为他（她）是残疾人就保证雇用他（她）。
他们必须有相关的技术、能力以及恰当的态度。
我没有多余的钱来雇佣那些仅能填补空缺的人员；他（她）必须有价值。

问：雇主雇用残疾人，包括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有什么益处？

答：我的经验是，残疾人往往比较积极，更加在意他们的工作，也表现出他们想工作。
而且他们在工作职位上呆的时间更长（即他们跳槽的频率比较低）。
此外，对于许多美籍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残疾人，家庭和文化很重要。
他们懂得工作的意义，知道一份好的工作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好的生活。
我相信还有大量的残疾人未被雇用。
我的公司已从这一劳动力资源中获益了。

问：雇主在雇用残疾人时还应该了解什么？
 
答：雇主需要更好地理解残疾人。
有人认为领取社会福利金可以满足所有需求，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这种想法很反感。
失业令人羞耻也十分乏味，而且人生也变得毫无意义。
仅仅因为他（她）存在某些并不影响工作的缺陷就将其拒之门外，就好比招聘过程中的种族歧视一样不道德不合法。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这样才能为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而感到骄傲。